智库丨董小君:西方“三位一体”话语权呈现新动向

摘要: 世界规则体系、标准体系和评级体系本质上是全球财富流向、国家产业竞争力和资金全球流动的系统,它制约着世界经济发展的方向,赋予了主权国家在国际主宰的权力;新一轮全球“规则—标准—评级”三位一体话语权正在快步形成之中。

10-01 22:48 首页 中国经济时报
全球经济演变新特点(2)


(资料图片)


编者按

  

世界规则体系、标准体系和评级体系本质上是全球财富流向、国家产业竞争力和资金全球流动的系统,它制约着世界经济发展的方向,赋予了主权国家在国际主宰的权力;新一轮全球“规则—标准—评级”三位一体话语权正在快步形成之中。


■董小君


  全球化时代,国与国之间存在两种不同的财富和权力:一种是“硬财富和权力”,即空间疆域内的财富和权力;另一种是“软财富和权力”,即符号性存在的财富和权力。规则制定、标准控制以及评级话语权,正是这种符号性“软财富和权力”的集中体现。规则意味着国家财富话语权,标准意味着一国产业话语权,评级意味着引导全球资金流向的话语权。

  

  世界规则体系、标准体系和评级体系本质上是全球财富流向、国家产业竞争力和资金全球流动的系统,它制约着世界经济发展的方向。“规则—标准—评级”体系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赋予了主权国家在国际主宰的权力。“规则—标准—评级”非中立性,决定了大国必争的领域。危机之后,新一轮全球“规则—标准—评级”三位一体话语权正在快步形成之中。较之以往,新的话语体系将更加严格,更具有针对性,其非中立性也更加隐蔽。  

  

世界贸易规则:从开放的全球主义向整体的区域主义转变

  

  WTO规则是一种开放的全球主义,在现有规则下,中国成了全球化的最大赢家。危机之后,西方国家基于政治战略考虑,转向了区域贸易安排。

  

  奥巴马时代,美国凭借自身优势寻求“多哈回合”之外的主导平台,积极推进全球21世纪“T三角”(即TPP、TTIP和TISA)。企图以整体的区域主义架空世贸组织(WTO)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重新掌握全球地缘政治优势。美国大选改变了TPP的命运,唐纳德·特朗普当选,退出TPP。他认为,TPP承载了太多的意识形态因素,严重拖累了美国经济并侵蚀了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美国退出TPP将制造真空地带,对于中国来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最坏”的是,特朗普将对中国采取更加严厉的贸易保护主义,甚至打贸易战。“最好”的是,美国部分退缩全球治理角色(如退出《巴黎协定》),给中国积极主动参与世界经济治理带来了新的机遇。

  

  那么未来,“21世纪全球经济规则”会走向何方?整体的区域主义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有三个对全球化有影响力的超大型区域集团联盟平台正在形成。

  

  一是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RCEP是由东盟10国与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6国共同推进与缔结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RCEP规则有利于完善东亚生产网络和本区域参与全球价值链。但是,RCEP建立于开放水平差异较大的五个“10+1”自贸区基础之上,这些自贸协议纵横交错,协调成本高,这也是很多加入RCEP的经济体,同时也参与其他自贸区谈判的重要原因。由于美国缺席,再加上协调成本高,RCEP成为“21世纪全球经济规则”的替代方案的可能性尚待观察。

  

  二是中美共同参与的亚太自贸区(FTAAP)。书写“21世纪全球经济规则”,离不开中美的共同参与。从地域看,FTAAP包括TPP全体成员国和RCEP12个成员国;从条款上看,FTAAP比TPP更具包容性和适用性;从价值链看,FTAAP充分体现了“贸易—投资—服务—知识产权纽带”全球完整供应链,中美利益能得到充分体现。据彼得森经济研究所Petri等研究人员的分析,对中国而言,FTAAP所带来的收益是RCEP的2.7倍,对美国而言,FTAAP带来的收益是TPP的2.5倍。FTAAP非常符合中美两国共同利益,如果中美之间能达成高水平的BIT和BITT,意味着FTAAP将成为后“TPP时期”全球化的最佳平台。

  

  三是中国与多个国家双多边机制,即“一带一路”。当今世界正面临着二战以来最大范围的全球化进程逆转的风险。逆全球化,意味着再全球化。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中,“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争取国际话语权的平台,也是欧亚大市场形成的纽带。“一带一路”所覆盖的地区,基本上都是“断层国家”,是西方秩序最难有效落实的地方。“一带一路”既能弥补“断层国家”秩序重建的短板,又能突破西方“排他性”贸易新规则对中国的排挤。它不仅要解决单一国家的发展问题,实现中国百年复兴之梦,更要解决全球性的发展问题,实现人类文明的复兴之梦。


标准制定:通过“第五生产要素”成为“头脑型国家”

  

  当新的贸易和投资规则后,新的国际标准便应运而生,直接影响国家产业的竞争力。

  

  如果说劳动、资本、土地和企业家是物质生产所必需的四大生产要素,那么“标准”则是构成经济领域生产合理化的“第五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巨大。数据显示,德国、奥地利、法国、英国、中国标准化对本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是27%、25%、23%、12%、7.88%。纵观200多年工业化历史,每一轮工业革命浪潮,随之而来的是新一轮标准化的推出与更新。可以说,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本质是主导这个世界未来的工业标准之争。

  

  当代美国著名政治思想家赫伯特·马尔库塞指出,标准化实际上就是政治统治的隐蔽系统。更为关键的是,标准化会产生路径依赖,所有后来者都必须在这个已有的秩序中行动,这也是德国在工业4.0革命中,为什么把标准化排在所有8项计划的第一位。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资本主义世界正在酝酿新的标准化,将构成“世界新强权”,成为“转动世界的杠杆”,开创资本主义世界制造业的新纪元。目前,美、英、德、日等国都出台了国家标准化战略,争夺国际标准的制定权和领导权。

  

  从战略层面看,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将目标定位在“争夺—控制”国际标准的战略制高点:欧美在技术研发的同时就考虑标准化的问题。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和经济体将技术研发与标准化活动,视为实现“标准全球唯一性”的车之两轮。危机后,美国政府提出“美国创新战略”和“技术创新计划”,进一步促进技术研发与标准紧密结合。公共领域及未来产业是发达国家标准化争夺的重点领域。主要发达国家利用其在健康、安全、环境领域的技术优势,主导制定国际标准,利用标准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同时,新的标准还充分体现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等未来产业发展的基本属性。关键共性技术标准是争夺的切入点。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核心是智能制造,其关键是要解决兼容性问题,谁能解决智能制造中产业内和产业间的重组、分工、关联和协作的“接口”问题,就能形成以谁为中心的国际标准。因此,发达国家普遍重视信息技术、新材料、战略产品、重大工程接口和通用技术等关键共性技术标准的研制。

  

  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中国要实现“国际标准本地化”向“国家标准国际化”的转变,在两类产业上争夺标准制定权。第一类是中国优势产业,与国际强国水平比较接近的产业,如通信设备、轨道交通装备、电力装备、航天装备、船舶,中国要成为标准制定的主导者和产业引领者。第二类是战略必争领域,与国民经济、国防建设、科技进步和人民生活休戚相关,目前虽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较大差距,也必须保证自主可控。  


国际评级体系:从寡头垄断向垄断竞争转变

  

  资本的特性在于运动,国际资本通过跨国运动直接影响世界各国的实体经济、资本市场和汇率利率。在全球化时代,信用评级对全球资本流向起着引导作用。美国政治观察家洛甘·潘扎直接将评级定义为“政治武器,有着政治利益驱动”。穆迪也认为,信用是现代商业系统中关乎生死存亡的氧气。它对一国致富的作用比全世界所有宝藏的作用还要大1000倍。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利用信用评级引导国际资本的跨国运动,实现对全球资源和财富的控制。

  

  现有的世界信用评级体系是一个失衡而又非公正的话语体系:一是评级市场高度垄断。从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来看,世界信用评级市场是寡头垄断市场。据统计,美国标普、穆迪、惠誉三大评级机构垄断全球96%的信用评级市场。他们凭借在“全国认可的统计评级组织”(NRSROs)内的垄断地位,确立了“评级霸权”。寡头垄断的直接结果是市场竞争性的削弱,导致评级效率低下,甚至出现评级失误。二是维护世界储备货币发行国利益。目前的国际信用评级本质是,债务国运用国际储备货币发行权设立有利于债务人的评级标准,并给予自身高信用等级,以掠夺债权人利益。新兴债权国的财富创造能力、经济增长远远超过债务国,但信用级别却很低。2017年5月24日,穆迪调降中国主权信用评级,是在我国政府债务的负债率(36.7%)大大低于欧盟60%的警戒线,也低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平均水平的大背景下得出的。不公平的评级,直接结果是,引导全球信用资本流向发达经济体。据统计数据显示,目前,15个国家全球债务总量达到60.6万亿美元,全球信用资本的81%以上流入了西方发达经济体。

  

  信用评级拥有摧毁一个国家金融体系的巨大能量。弗里德曼说过:我们生活在两个超级大国的世界里,一个是美国,一个是穆迪。美国可以用炸弹摧毁一个国家,穆迪可以用债券降级毁灭一个国家。有时候,两者的力量说不上谁更大。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期间,三大国际评级机构频繁地下调欧元区国家主权信用评级,造成市场恐慌,将欧债危机一步一步地引向深入。

  

  三大评级公司的垄断与危害,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知。危机后,世界信用评级体系将会从寡头垄断向垄断竞争演变。其一,世界信用评级集团的崛起,推动着国际信用评级从维护债务国最大利益向非主权性质转变。为了打破三大评级机构的垄断,2013年,俄罗斯信用评级公司、中国的大公国际以及美国的伊根-琼斯评级公司,联合组建了世界信用评级集团。目前,已有几十个国家的评级机构要参与世界信用评级集团。其二,世界各国已把建立本土评级机构上升到国家战略。欧盟委员会已考虑设立欧盟自己的评级机构的方案,到2020年欧盟的法律法规将停止引用外部的评级。韩国加强了双评级管理。日本政府扩大日本评级机构在亚洲的影响。俄罗斯宣布建立本土评级机构。印度大力限制外资评级公司的发展。目前,全球信用评级机构已经增至200多家。

  

  在新的世界信用评级体系形成过程中,中国要做大做强本土信用评级,努力推动国际评级体系改革。在外资几乎控制了中国2/3的信用评级市场中,中国能否把我国评级机构的“国内评级”发展成“国际评级”,关键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采取合适的过渡期模式——在国际社会,努力推动“包容性双评级体系”。中国本土信用评级机构大公国际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建议:在保持现存国际评级体系运行状态下,构建一个代表人类社会共同利益,承担世界评级责任的新型国际评级体系。因此,“包容性双评级体系”,即现存国际评级体系与新型国际评级体系并存、包容、互补、制衡,这应该是国际评级体系改革的过渡期模式安排。二是寻找最佳的切入点——主权信用评级是中国评级机构迈向国际化的重要突破口。不同类型的信用评级,方法、模型、参考数据等要求有所差别。相对而言,主权信用评级所需要的数据通常是公开的,比较容易获得。目前,三大主权信用评级机构主要参考世行治理指数、国际清廉指数、企业经营环境指数、全球经济竞争力指数、人类发展指数等。这些指数的设定及测度又深受政治立场与观点的影响,世界的多元化意味着这种主权信用评级很难获得一致认可。

  

(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


主  编丨毛晶慧    编  辑丨高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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