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我们为何丢掉了商业和自由之间遵循理性的原则?

摘要: 也许从一开始,我们就对自由充满了错误的向往

09-30 13:53 首页 IT经理世界

(方力钧《一个打哈欠的人》)


也许当下的我们可以不在乎对成功的追求大于对真理的追求,但终有一天会发现,我们的命运成就了时代的命运。历史并非一头蒙眼狂奔的野马,而是一条归向大海的河流。不管这条河道如河蜿蜒陡峭,总有一个似宿命般的终点或者结局,你可以说那是大海更可以说是关于人类精神的至高境界“自由”。

 

“世界历史不过是自由观念的发展罢了”,黑格尔这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就对历史赋予了“意义”。相对虚无的历史观和高级取代取代低级的进化史观来说,黑格尔眼里的历史就像一个知道自己使命的青年,不断在磨难中螺旋上升。也许你可以像胡适那样讥讽黑格尔是“顽固的”,但无法否认这样的事实,他对“历史意义”的顽固追求正在成为我们为之奋斗的终极意识形态,即黑格尔所说的“让自由成为现实”。也因如此,黑格尔的信徒福山才会想到在历史的“终结之处”写了一本《历史的终结》。

 

历史不会放弃对自由的追求,个体亦如此,因为历史的命运是由我们每个人的命运交汇而成。这就涉及到我们该如何理解“自由”。当我们谈论自由的时候,是在谈论以赛亚柏林的两种自由,“积极的自由”和“消极的自由”。通俗来说,前者说的是我有什么以及可以做什么,后者说的是什么可以被我做。前者诞生极权社会,后者产生民主社会。因此,“自由”以意识形态的形式笼罩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上空,正是因为对“自由”的不同理解,导致了社会制度的多元和复杂。

 


但在彼得辛格眼里,以赛亚柏林的两种自由,尤其是“消极的自由”并没有达到黑格尔对“自由”的理解高度。就好像自由派经济学家们通过倡导“偏好”的创造以达到强加价值观给大众的目的。理解这个观点的时候,莫不如放眼看一看当下我们的商业环境中,最被提倡的是什么——无非就是用户需求的满足与被满足,这也是创业大师们最喜欢谈论的。

 

当我们说“用户需求”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在暗示关于产品形态的判断了,我们心中确认必须要有一个把问题解决掉的方向。如果这个所谓的解决方案并不能带来直观的财务效果,铺天盖地的宣传稿件就开始发挥作用了,它要让所有并不关心这个事情的人看到,要把新产品的偏好作为社会意志留存下来。

 

彼得辛格对自由派经济学家最强烈的批判就是在于只问偏好不问动机的价值观输出模式。这也是他认为黑格尔的自由观和时下的自由观的区别之处。

“消极自由观已经以一种价值观为基础了,那就是基于选择行动的价值观,不论这种选择是如何形成的或者多么任意。换句话说,消极自由对影响人们选择方式的任何情形都给予认可。”


我们衡量创新是否成功的时候,市场效果几乎是唯一衡量指标。市场即用户行为的结果,但我们从来没有一种创新理论可以追溯行为的背后到底是理性使然还是欲望使然。如果创新是依据原始欲望而来,便是投机,比如早期的陌陌。陌陌可以利用人欲望和冲动迅速拉拢资本和占领市场,但并不能用这个说辞去美国上市,因此,陌陌在赴美之前必须要洗掉先前的“人设”。

 

这几年中国的创业趋势和创新能力已经让人产生了幻觉,我们在正在强力超车硅谷,这种超车方式就像贝儿在国王杯决赛中用速度生吃巴塞罗那的后卫,简单粗暴,但又散发着强烈的荷尔蒙的味道。竞技体育是身体之美,创新则是人性之美。人性的辩证发挥是复杂且高度依赖制度土壤的。人性之美的自然发生,其实就是自由主义追求的目标。

 

我说过,在中国这个缺少自由主义传统的国度里,现在所谓的互联网创新更像是迎合人性中原始欲望的工具。我们在短暂的左/右辩论之后,并没有在自由主义内部做过更加深刻的讨论,其原因可能在于我们根本没有实践的机会。

 

我信奉黑格尔的历史宿命论,自然也会信奉黑格尔的自由学说。黑格尔眼里的自由是什么呢?既不是古希腊人那种发自心底而缺少反思的天性自由观,也不是导致法国大革命悲剧的抽象自由观,“当我们不受他人胁迫或我们自然欲望的驱使,也不受社会环境的左右而有能力进行选择时,我们就是自由的。只有当我们理性地选择时,这样的自由才能存在;而只有当我们依照普遍原则进行选择时,这样的自由才存在。”

 

在黑格尔看来,那种抽象的或者随心所欲的自由是被时代所左右的。但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永恒的自由,一种可以导致历史不断进行自我螺旋的理性力量。

 

自由离政治很近,离商业到底有多远?我们为什么在讨论创新的时候,又总是要无一例外的将硅谷的自由主义传统作为引证呢?

 

无自由不商业,无商业不公司。一部美国历史,就是一部公司史,更是一部自由发展史。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这样在政治和商业上称为双重的自由主义标杆,这倒不是说政治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商业,而是说那么一种可以被讨论百年,一种可以让托克维尔为之描述的深刻自由观在影响着这个国家的历程。

 

自由的观念是主观自由和客观世界共同作用下产生的,同时是摒弃了特殊欲望和外界压力的理性,是个人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别人赋予或者源于动物本能的结果。不会有人逼迫我们做什么,我们会根据“良知”和客观世界进行一致性选择。这个客观世界就是黑格儿所言的“共同体”。

 

“共同体”本是一个几乎无法实现的寓言,但它对于当下时代却具有相当重要的阐释意义,在于“有机”二字。社会是一个个活体的构成,是一个被自由组织的和谐体。单从这个方面看,像极了哈耶克的“共同行为规则”。

 

西方哲学中,“良知”是道德,在中国古代思想中,良知是心之本体,所谓恒照者。人通过内省,以求知行再现。善恶本已存在于人的意识之中,你若觉察到就要克制恶而行善,此为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反驳的是程朱理学中的先知而后行。正所谓“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这恰恰也是黑格尔超越康德的地方,在实践中完善或者纠正认知,而不是在理念上。到了哈耶克那里就是“人之行动而非人之设计的结果”。

 

是自由引发了秩序,并打破了均衡。在自生自发的秩序中,才会有个人之间的对立,而这种对立来自于个人目的的不同,这种差异恰恰就是这种秩序所要服务的内容。也就是说,在一个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之内,通过竞争,参与者的分立目的都会得以实现。

 

这就是商业和自由的本来关系:遵循理性、自发行动、充分竞争。

 

悲哀的是,我们的商业社会在“遵循理性”这一环节就掉了队。我没有具体统计过一年会有多少创业项目假借“创新”之名而生,但我相信绝大多数都是被本不必被满足的需求涂满了神油。本来最方便的客户与厂商的电话沟通,一定要转移到微信沟通,用户的等待成本不降反升。本来属于用户私人生活领域的骑行突然闯入公共空间,像蝗虫一样入侵着我们的城市。本来是应急或者解决短时需求的外卖,成为了械斗和交通事故高发的“地段”。

 

然而,我们的生活呢?你、我、他之间的社会关系呢?根本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或者改进。最急需的商业诚信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最让我们痛苦的投诉过程并没有因此而简化,反而更加繁琐。

 

而陌陌这种公司更是成为了新的“都市传奇”,还因为其创始人在传媒界的诸多人脉被塑造成了创业英雄。

 

这些并不是时代的悲哀,而是独属于我们的悲哀,属于对自由完全没有任何理解,完全不知理性为何物者的悲哀。

 

也许从一开始,我们就对自由充满了错误的向往,也许我们从一开始就不晓得自己的命运终会成就历史的命运。创新需要自由,需要秩序,需要打破种种均衡的勇气和能力,恰恰不需要的是“随心所欲”。



作者 | 郝亚洲

微信编辑 | 张盼盼

原文发表于《管理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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